我是罗伯托·巴乔。1994年7月17日,美国洛杉矶玫瑰碗体育场的烈日下,我的右脚轻轻一推——然后,整个世界都安静了。那粒点球高高飞过横梁时,我甚至能听见自己心跳碎裂的声音。巴西人的欢呼像潮水般涌来,而我,只能站在原地,低头看着那片被我泪水打湿的草皮。
没人知道,那届世界杯对我来说本就是一场苦修。半年前我的右膝还肿得像馒头,医生说我可能赶不上比赛。但每天清晨5点,我都会咬着牙在训练基地加练。当队友们还在睡梦中,我已经拖着那条僵硬的腿完成了200次射门。孔蒂教练总说:“罗伯托,你这是在玩命。”可我知道,四年前意大利之夏的遗憾,必须用汗水来偿还。
小组赛踢得磕磕绊绊,媒体开始叫我“过时的艺术家”。但进入淘汰赛后,上帝突然穿上了蓝衣。对阵尼日利亚,我在第88分钟扳平比分时,替补席上的迪诺·巴乔冲过来死死勒住我的脖子;八强战面对西班牙,加时赛那记贴地斩让卡米内罗跪地捶草;半决赛踢保加利亚,当我梅开二度后,看台上有个老头竟然扯着胸口的意大利国旗嚎啕大哭。
赛前一晚,妻子安德蕾娜打来越洋电话:“孩子们画了幅画,说要把世界杯奖杯放在圣诞树下。”我握着话筒说不出话,窗外的知了声吵得人心慌。老马尔蒂尼教练拍拍我肩膀:“明天你主罚第五个点球。”那一刻我就知道,命运要给我最残酷的考验。
决赛当天42℃的高温把草坪烤出了焦糊味。塔法雷尔的球门像在蒸笼里晃动,罗马里奥的每一次突破都让我胃部抽搐。当马萨罗的射门第3次击中门柱时,巴雷西突然在更衣室通道吐了——我们都在透支生命。加时赛时刻,我拖着抽筋的腿传给西格诺里,皮球擦着立柱飞出时,我竟有种解脱感。
点球大战前,塔法雷尔一直盯着我的眼睛。助跑时我突然想起父亲的话:“踢勺子要像给情人献花。”可当裁判哨响,我的大脑一片空白。看着皮球飞向看台第三层,时间仿佛静止了——贝贝托的摇篮舞、邓加的怒吼都成了默片,只有我钉在罚球点上的身影格外清晰。
回国航班上,空乘悄悄塞给我一封信。拆开发现是300多名球迷联名写的:“感谢你带给我们的夏天。”科斯塔库塔突然从背后熊抱住我:“知道吗?你现在忧郁的样子让全意大利姑娘心碎了。”在菲乌米奇诺机场,迎接我们的不是臭鸡蛋,而是山呼海啸的“罗伯托万岁”。有个坐在轮椅上的小男孩挤到最前排,手里举着歪歪扭扭的字牌:“你永远是我的10号”。
如今回看录像,才发现那个飞向看台的皮球,反而让我真正走进了人们的心里。超市收银员、出租车司机、甚至当年的批评家,现在见到我总会说:“94年那个夏天...”他们记不清比分,却记得我罚失点球后倔强挺直的背影。这大概就是足球最奇妙的魔法——有时候,遗憾比完美更让人念念不忘。
去年在圣西罗遇见塔法雷尔,这个老对手突然问我:“知道那天我最怕什么吗?怕你踢中路。”我们相视大笑。现在每次指导年轻球员罚点球,我都会说:“别学我的射门,但要记住,就算踢飞了梦想,也要站着离开。”那届世界杯让我明白,真正的英雄主义,是认清足球的残酷后依然热爱它。如今我的膝盖里还留着三块钢钉,但每当阴雨天隐隐作痛时,浮现的总是玫瑰碗那片灼热的阳光。